城市重大突发事件舆情演化机理及引导策略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纵深发展，城市治理面临着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双重叠加，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俨然成为城市次生灾害的“风险建构场”。城市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了各类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从19xx年的特大洪水到20xx年的SARS疫情，从20xx年的汶川地震到20xx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着城市公众的财产与生命安全。我们通常把死亡人数在xx人以上，或重伤人数在xx人以上，或经济损失在xxxx万以上的突发事件视为重大突发事件。这些重大事件的爆发通常会伴随着舆情风险，并且其发生地愈来愈集中在城市区域。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如果不加控制地生成与蔓延，将会严重危害城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研究城市重大突发事件舆情演化机理，可以为科学引导城市社会舆情提出优化策略。

一、城市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演化特点

城市社会是舆情爆发的时代土壤，城市重大突发事件的社会舆情频发有其必然性，同时也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20xx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高达xx.xx%，处于高速发展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然迈入城市社会。但由于城市社会文化发展的滞后，治理模式仍然存在惯性思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生“位差”成为一种客观事实。具体而言，新形势下城市重大突发事件的舆情演化趋势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传播的“自组织”性。城市社会舆情系统显然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呈现“耗散结构”的特性。舆情在传播过程中自然会有信息交流、情感沟通，这使得城市社会舆情系统必然是开放的、非平衡态的。开放性保证了社会多元利益方能够在第一时间在开放平台进行利益表达，城市市民、新媒体、社会网络、电视等信息源进行信息的持续更新与交流。与此同时，公众在舆情传递过程中更多的是信息的接受者，处于“舆情信息不对称”状态，其情绪、意见的表达容易在“意见人士”引导下形成“倾向性”意见。这些差异性意见使得舆情系统充满竞争与对峙，呈现一种非平衡态。舆情系统若不能即时予以开放，就会导致舆情传播的无序化，呈现“自组织”性。“自组织”性通过“协同效应”与“蝴蝶效应”等以“集群行为”形式对舆情传播产生巨大影响。非线性化传播往往成为城市重大突发事件舆情演化常见聚合方式。

二是城市重大突发事件舆情演进的多样化。城市重大突发事件舆情一旦失去控制，其演进方式可能以单峰型、双峰型以及多峰型呈现。单峰型演进方式主要经历舆情生成—发展—高峰—消散的生命周期，舆情演进只经历一次高峰，其后得以有效控制。双峰型演进方式主要经历生成—发展—高峰—衰弱—高峰—消散的生命周期。城市社会舆情在经历第一次高峰后逐渐衰退，但由于可能性的责任缺位、媒体夸大、公众关注等综合作用，掀起第二次舆情高峰。多峰型舆情演进方式主要经历生成—发展—高峰—循环往复—消散的生命周期。城市社会舆情可解读性强，所以信息不对称现象明显，也可能因为舆情热点的共性而存在舆情传播的跨区域、跨时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