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意识形态风险理论研究路向探索与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任重道远，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风险考验的重中之重，加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问题研究是践行党的二十大“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要求的重要体现。回溯国内相关理论发展道路并探析规律，摸清国内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的基本路向，可以促进党和人民以更自信、更昂扬的态度应对风高浪急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不断的胜利中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一、我国意识形态风险理论研究路向初探

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产生于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碰撞中。马克思主义自来到中国，便始终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攻击甚至诋毁。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式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科学性和生命力。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意识形态风险理论，但从事实上对意识形态风险问题作出了回应。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严峻的意识形态问题推动相关理论快速发展，知识分子们开始围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及其面临的风险因素展开早期探讨，前后大致可分为两个发展时期：

一是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不同学科领域对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初步探索。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冷战国际背景以及新中国意识形态斗争实际情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基于这种认识，党带领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分别立足于各自学科特点，提出意识形态风险应对策略。史学家嵇文甫以其深厚的中国史学功底阐述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其不稳定因素，指出意识形态具有“在客观上和某种阶级的要求相适应”的阶级性，［2］强调物质基础对意识形态稳定性的重要作用。经济学家樊弘专门针对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风险指出，凯恩斯经济学为了服务自己的阶级蓄意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顾科学性地“结合现代资产阶级的追逐最大利润的意识形态，组成一套最虚伪的经济学说”，这些经济发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造成负面影响并危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3］通过分析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重点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分析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危害，同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进行辩护，以扫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残余为主要任务。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的张际春同志也在此时提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呼吁学者们的理论研究要契合冷战国际背景下维护新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需要。［4］这段时期不同学科领域专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为后期分领域进行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研究打下坚实基础。